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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未曾打响的“货币保卫战”

2016-09-07 来源:未知


  23年前一种黄帝头像的特区货币在即将发行之际突然搁浅,深圳特区的定位也由“自由港”模式向“改革开放试验田”转变。
 
  今天,一场场“货币保卫战”在世界不同范围内打响,那是为了应对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他们几乎不相信,曾经坚挺的货币顷刻间疲软贬值。
 
  事实上,早在27年前的今天,特区初立的深圳,也正在为一场“货币保卫战”进行紧张的筹划。那场筹备了5年的货币保卫战,面对的不是一场金融危机,而是一场与市面上无处不在的港币和地下汹涌钱庄的暗战。那时“非法入侵”的港币以压倒性的优势在深圳的市场上“横行”。中央忧心忡忡这一“优币驱逐劣币”的态势将扰乱我国的金融秩序,决定发行“特区货币”以抵制港币在深圳的横行之态。
 
  尽管早在1984年,连印制特区货币的大楼和设备都已备下,甚至样票也已印出些许,但这场筹备多年的“人民币的保卫战”,在数轮的调研讨论之后终未打响。
 
  到今天,多数当年参与特区货币筹备工作的人员仍不知特区货币不发行的原因。因为停止发行特区货币的通知始终没有等到。但当年深圳金融改革工作小组组长周溪舞认为,保卫战“已全无必要”。因为随着特区经济的飞速发展,港币已不驱自退,人民币逐渐在深圳货币市场恢复统治地位。只是那场高调提出后又未曾打响的货币保卫战,折射出的是深圳于全国而言的功能转型,它不再是圈起来的“自由港”而是全方位可供借鉴的“试验田”。
 
  1984年,特区货币样币已经印好。谷牧到深圳检查工作时“透露”,特区货币最初打算将炎黄二帝的头像作图景,后来头上有角的“野人模样”炎帝被弃用,只选用了黄帝头像。不过特区货币的真正模样连当年深圳分管金融的副市长周溪舞也没见过。
 
  被人遗忘的印钞工厂
 
  如今的深圳光华印制有限公司24年前却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为深圳发行特区货币而设的印钞工厂2008年,午后的秋阳下,深圳八卦七街39号,6名武警人员把守的深圳光华印制有限公司,繁忙而神秘。这个24年前,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为深圳发行特区货币而设的印钞工厂,今天仍在运行,只是那里印制的不是特区货币,而是支票、股票以及储蓄存单。
 
  人民银行在深圳买下两栋用来印钞的楼是在1984年的6月。印钞楼上的公司的名称是“深圳光华印钞造币公司”。
 
  那时候,连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都没怀疑过特区货币的即将到来。1984年6月13日,他对《日本经济新闻》代表团说:“最近我们已经决定,在经济特区发行单独的货币,从明年开始,首先在深圳经济特区试验发行”。
 
  《陈云年谱》上记载:1984年,特区货币样币确实已经印好。国务委员谷牧也在来深检查工作时,向与会市委人员“透露”了特区货币的“模样”。特区货币最初打算将炎黄二帝的头像作图景,后长发,头上有角的“野人模样”炎帝被弃用,只选用了黄帝头像。在此之前,中国人民币的版面上,多是用工农兵或民族大团结的群像,或中国的重大建设项目和风景名胜。取用黄帝头像的深义在于他是全球华人公认的始祖,有利于团结广大港、澳、台、侨胞,也有利于对外经济的开展。
 
  但胡耀邦对日本代表团的讲话未能实现。1985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以“一个国家不宜搞两种货币”为由,对特区货币发行提出反对意见。两个月后,曾要求让“特区货币”研究提速的谷牧,在中国人民银行报送的特区货币样品上批示“同意,但暂缓印刷”。
 
  至于暂缓的理由,谷牧在1986年的春天,答中外记者问时提及:目前,深圳流通三种货币,原来准备发行一种“特区货币”来解决这个问题,但现在发现这个问题太复杂,即使解决了深圳的问题,也不等于解决了其他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还可能面临的共同问题。“所以,我们要采取很慎重的态度,再推迟一段时间来解决”。
 
  而这一推,就是20多年。尽管到今天深圳仍未收到停止发行特区货币的书面通知,但当年的“光华印钞造币公司”,早在17年前已悄然易名为“光华印制有限公司”。那24年前曾经开响过的制钞机器,在寂静了5个年头后,重新为印刷债券,股票和空白的支票开启。
 
  当年反对发行特区货币的第三种声音来源于金融风险。这样的担心在今天已经出现。实行联系汇率,与美元紧紧拴在一起的港币,眼下正在为美元的贬值犯愁。而最初的特区货币,原本打算与港币、美元、日元等货币挂钩,加权平均制定出汇率。如果20多年前特区货币按此发行,或者今天接受国际金融危机煎熬的除了港币,将还有特区货币。
 
  深圳市场的“三币演义”
 
  当时人民币、港币、外汇券三种货币同时流通,在市民眼里,人民币地位最为低下,而港币最受青睐与光华印制公司的繁忙隔了两个街区的是周溪舞病房里的寂静。
 
  这个78岁的老人正端坐在午后病房里靠墙边的凳子上,关注着电视屏幕上金融危机的消息。热辣的阳光和浮躁的气息离他朝南的房间很远。27年前他是深圳分管金融的市委常委、副市长,深圳金融改革工作小组组长。如今他斑白的头发有岁月穿越后的稀疏。只有说起20多年前特区货币的往事,他的脸上才开始呈现出跳跃着的生动。
 
  尽管20多年前,周溪舞也认为发行特区货币极为“迫切”,但27年后的今天忆起那段往事时,他认为“再无必要”。
 
  1983年1月11日,深圳经济特区货币问题座谈会在深圳市委举行。一份印有“机密”字样的文件上是周溪舞的讲话。他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商品的流通,对外经济的开展,现在越来越感觉到发行特区货币的迫切性”。
 
  在此之前,周溪舞的钱包里,总是人民币和港币共存。他揣着港币不是热衷,而是因为功利。那时的深圳更多的商场或者餐馆只愿意接受港币,而不是人民币。尽管当时的深圳已公开规定除免税商店外,其余商家不能收港币,但这没有成为商家拒收港币的理由。
 
  真正让周溪舞感受到人民币在深圳遭港币驱逐的是在著名舞蹈演员刀美兰来深时。那天,刀美兰准备离开深圳,周溪舞在香蜜湖一家香港老板的餐馆里为她饯行,饭毕准备买单时,收银员说“本店不收人民币只要港币”。因为饭店挣来的人民币很难有途径兑换成港币带走,香港老板只好按规定用港币买单。那些年的普遍情况是,多数深圳人的身上,带有港币。
 
  实际上港币在深圳受商家欢迎,始于1979年。那时“一切能够赚钱的企业,深圳都引进”,而最初引进的企业里超过九成以上是港资。他们支付员工的工资中,有一部分是港币。港币在沙头角不仅能买到人民币买不到的东西,甚至还可以以低于人民币很多的价格买到紧俏的商品。“深圳到处是洋货”是外来人对深圳的看法,但那洋货只能用港币才能买到。
 
  在当年来深圳考察的北京人谭清眼里,“深圳人的港币都发霉了”。他在一个晴朗天气里,看到盐田村,那里的老人和女人们正在把成捆发霉的钞票一张张晒在门板上。在那个银行稀少、港币没有办法与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情况下,村民们似乎更愿意将钱塞到床下或者柜子里。
 
  1980年4月,为了扭转人民币在市场上的不利状态,中央发行了一种可代港币使用的外汇券。这种等同于港币的票券可到免税的商场买到进出口产品。也自那时起,深圳市面上开始有人民币、港币、外汇券三种货币同时流通。在被戏称为“三币演义”的时光里,在市民眼里,人民币地位最为低下,而港币最受青睐。在周溪舞的印象里,一条尼龙裤,人民币售价8.5元,外汇券5.8元,港币8元(按外汇牌价折人民币只2.43元)。
 
  1981年前后,当时在财贸部门工作的钟佩贞更感觉“外汇从各种途径像水一样流进深圳”,除了蔬菜、生猪等正规途径的外贸出口外,那些曾经逃港的年轻人,时常寄钱给家里的老小,边界渔民卖鱼的收入,以及一些以打鱼为由,到香港去打工的边防农民的打工收入等。他们保守估计深圳那一年的外汇收入至少是七八千万。
 
  当年11月,深圳市政府向省和中央提交的报告中称:港币的实际流通范围正在扩大,据推算,全市7.5万户居民户均拥有港币600元,即有4500万港币可能进入市场流通,随着特区建设发展,这一数字还会增加,如不及早采取措施,对特区经济将影响极大。当年,港币流通量800多万元,约占货币流通总量10%.
 
  “特区货币这是个大题目”
 
  1981年5月24日,广东正式向中央和国务院提交报告,要求“发行使用专用的特区货币”
 
  面对港币在深圳更受欢迎的局面,政府能够想到的策略是深圳自己发行一种能够自由兑换的钞票,以阻止港币在深圳的流通。在周溪舞的印象中,最早明确提出发行特区货币之请示的是吴南生,那是1981年,特区成立初期。
 
  事实上,早在1979年11月14日,“特区内使用什么货币”这一问题的思考,已经出现在广东省委常委会议上。近一年之后,中央书记处讨论广东如何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会议上,姚依林也曾跟习仲勋商量:“我甚至想过,广东可不可以单独发行票子?这事将来要考虑,甚至可以单独发行货币。不这样独立来考虑,很多优势发挥不起来。”
 
  真正明确提出发行特区货币却是在1981年5月24日。广东省向中央和国务院提交了的《关于我省试办经济特区的情况报告》称:“从长远着想,发行使用专用的特区货币,可能是个好的选择”。报告是由兼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的省委书记吴南生主持起草的。
 
  两个月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首次对特区货币发行一事作出回应:特区货币目前以人民币为主,外币限制在指定范围流通使用,同时由人民银行负责研究,首先在深圳发行特区货币的方案。
 
  不想“发行特区货币”的字眼刚刚开始进入中央、国务院领导人的视野,“香了三年”的深圳开始被走私之风所扰,进入“臭三年”的轮回。一轮“租界论”的围剿刚刚开始。“那是深圳最为难熬的时光”。
 
  1982年1月11日,中央下文要求严厉打击广东等地走私贩私等违法犯罪活动。在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上,中央有关领导人认为特区正在经受腐蚀与反腐蚀的极其尖锐的阶级斗争,一份下发的会议材料《旧中国租界的由来》,“影射深圳不要把特区变成旧中国的租界”。
 
  在气氛低迷的1月,中央第一次派出特区货币发行联合调查组来到深圳。调查组由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尚明带队。当年的4月,周溪舞看到转发至深圳的调查结果。报告对深圳当时货币流通方面存在的问题,作了系统分析,并根据当时的深圳发展情况得出一个结论:“近期发行特区货币既没必要,也不具备条件,不发行特区货币,并不会成为大量引进外资的障碍”。
 
  也在这一次的报告中,特区货币的发行与深圳特区的定位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调查组认为“发行不发行特区货币,决定的因素不是货币的具体政策,而是特区经济的性质和中央对特区的总政策,包括特区究竟”特“到什么程度,以及我国对港九的政策。这些重大问题,在中央没有正式决策之前,还有待于在实践中解决。因此,特区货币问题还可继续研究”。
 
  调查组的结论让当年的深圳“难以服气”。1982年5月,特区经济理论讨论会在深圳召开。会后,周溪舞和他的同事们将货币专家留下,继续开了一个为期两天的“关于特区货币问题的座谈会”。这一次与会专家认为“不解决货币自由兑换和汇率浮动的问题,将会成为特区引进外资的重要障碍”。会议还对发行特区货币的银行体制改革及保持币值稳定进行了讨论。十多篇相关论文发在那一期的金融杂志上。
 
  “几个月后,情势陡转”。在周溪舞印象里,眼看短期发行特区货币无望的情况,在1982年12月迎来转机。中央批转《当前试办经济特区工作中若干问题的纪要》强调继续办好经济特区,并指定由谷牧具体分管,抑郁了多时的深圳,仿佛注入了一针剂。文件中称“特区货币这是个大题目,有关部门要抓紧调查研究,提出方案。”
 
  特区货币发行的研究再一次被提上议事日程。年末,国务院有关部门和专家又先后两次开会讨论特区货币问题,这一次,赞成人占了多数。
 
  国务院特区货币研究小组成立
 
  田纪云说:小组的基本任务不是研究发不发特区货币,而是研究如何发行最好。
 
  发行货币的“提速”是在1983年。
 
  1983年1月,又一个由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等部门成立的调查组抵深。这一次是由钱俊瑞、宦乡带队。当时已是深圳市特区货币研究小组组长的周溪舞在跟调查组的汇报会上,表达了深圳市政府希望尽早发行特区货币的呼声。“发行特区货币并非单纯地解决人民币目前的劣势地位。发行特区货币的根本目的,是改变因当前汇率不合理,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的困境,以利于引进外资”。
 
  1月20日,新的调查组向广东省委领导通报情况,赞成发行特区货币。宦乡说:对特区性质的认识,自胡乔木同志文章说特区不要隐晦资本主义之后,才有比较多的共同语言。中央领导所称的“特”就是要独立于我们的现行体制之外,但这点做得还很不够。发行特区货币有一系列问题要解决,特区要下工夫研究。
 
  特区货币发还是不发?在1982至1983年间,成为国内经济界、金融界、理论界的焦点。在当年研讨会和刊物上,经济学权威们很快往两种不同的观点集中。支持方认为如不发行特区货币,将使人民币在深圳以至广东被排挤,深圳将沦为港币流通的市场,令深圳经济过分受香港影响。而反对者则表示,一个国家发行两种货币,多币多弊,将不利于国家稳定,且难以禁绝未来可自由兑换的深圳特区货币在其他中国大陆地区流通,可能对其他地区的经济造成不良影响。
 
  在两种相持不下的纠结中。胡耀邦于1983年2月视察了深圳,并对深圳的建设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是“遭遇寒冬”的深圳第一次在中央高层领导面前获得了正面评价。特区货币也是胡耀邦视察中绕不开的话题。胡耀邦说如果要发行,就必须重视物资储备,要做到票面与票值相一致。任仲夷在陪同胡耀邦视察期间提出,让深圳变成“自由港”,让主政深圳的梁湘来当“深督”。事实上,之后的多年,深圳也是在朝着这样的一个方向前进。深圳未像其他的地方城市一样设立人大、政协等机构。打造“自由港”而“放开一线,管好二线”的二线铁丝网也正在一步步结成。一年之后,谷牧还对外宣称“深圳成为自由港,就差一个‘货币’了”。
 
  国务院系统的经济专家们再次研究特区货币事宜,是在1983年3月,由谷牧在北京召集。权威的经济学家许涤新、薛暮桥、钱俊瑞、宦乡、徐雪寒等人,以及人行和中行均表示支持发行特区货币。谷牧要求与会者花半年时间,为发行特区货币工作提供依据,以便中央尽快作出决策。
 
  持续了近两年的发不发行货币的讨论在1983年4月4日终结。“国务院特区货币研究小组”(下称“货币小组”)在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宣布下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出任组长。田纪云说:小组的基本任务不是研究发不发特区货币,而是研究如何发行最好。他要求小组立即开展工作。
 
  尽管在当时,国内的经济学者对是否发行特区货币仍有分歧。但相关的调研工作较之前更广更频密地展开。
 
  邓小平:特区要搞特区货币
 
  一切都朝着发行新货币的方向发展,北戴河会议定下特区货币发行的时间为1985年的10月1日伴着1984年邓小平视察深圳,特区货币发行计划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1984年1月19日,在邓小平抵深前的一周,深圳向中央和省里上报了《关于经济特区金融货币政策的请示报告》,再一次提请国家支持在特区范围内发行一种能够自由兑换的货币。
 
  到1983年底,深圳引资工作因人民币汇率偏低且不能自由兑换而受到极大影响。一组数字表明:1979至1983年,深圳与外商签订的协议投资达15亿美元,而实际投入使用的只有4亿美元,且这4亿美元中的80%以上是各种设备和材料,真正的投资比重非常小,深圳特区名义上是引进外资,但实际资金来源却不得不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和内联融资。
 
  邓小平1月24日视察深圳时,梁湘提出深圳需要中央帮助解决的头一个问题就是发行特区货币。“这个问题如不尽快解决,对特区的发展会有很大影响”。
 
  据周溪舞回忆,邓小平回京后,在全面肯定特区的成绩时称“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区要搞特区货币。因为人民币不能浮动。搞特区货币外币就可以自由兑换,这样才能调动外商,华侨来投资的积极性”。邓小平,提出了要在深圳、厦门发行特区货币,并让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迅速将发行特区货币工作纳入议事日程。
 
  袁庚曾经感慨“好在邓大人来了一趟,回去说要发行特区货币,这下行了,没有了争论”。
 
  一切都朝着发行新货币的方向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在深圳八卦七路买下了印钞楼。北戴河会议定下特区货币发行的时间为1985年的10月1日。专家们希望“深圳将切断人民币流通,时间越短越好,最好不要过渡期”。
 
  深圳特区货币计划搁置
 
  “海南汽车事件”的爆发和全国紧缩银根的举措、外汇储备突降等因素影响到特区货币发行但就在那年7月,“海南汽车事件”的爆发。一夜之间,深圳所有收购外汇的商店一律被勒令停止。深圳市委派出的工作组进驻到每一家商场或单位,全面检查所有外汇出入的单位。“海南汽车走私案中有七八千万是深圳地下钱庄流出的”参与检查的钟佩贞20年后还记得,当年看账本看到害怕的情形。
 
  那年的7月至12月,深圳黑市倒买倒卖外汇达到历史上最高水平,许多工商企业把炒汇收入作为主要利润目标,外管局检查300家企业,66家参与炒汇,涉及外汇金额1.48亿美元。港币与人民币黑市兑换价从当年一季度100元港币兑换40元人民币上升到兑换63元人民币,高出国家牌价30多元。外汇券与人民币兑换率也上升到1:1.6.1至9月,港币和兑换券在社会商品零售额的占比达70.5%.中央20余人的检查组随后抵深,他们一度怀疑“倒买倒卖外汇是政府部门授意的”。
 
  1984年10月8日,深圳向广东及国家有关部门呈交了《关于如何发行好特区货币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发行可自由兑换的特区货币,停止港币和外汇兑换券流通,解决外资自由进出和实行合理汇价,疏通引进外资渠道。
 
  深圳在朝着特区货币的途中一路狂奔。但由于1984年第四季度开始的对外盲目引进等情况愈演愈烈,致国家外汇储备比上年末下降了14亿美元。全国范围的基建膨胀和信贷失控,使国务院在1985年2月决定实施包括深圳特区在内的全面紧缩银根的举措。
 
  尽管直至1985年的2月,谷牧还在力挺特区货币的发行。他要求“关于发行特区货币问题,决心不能动摇。发行特区货币的三年之内,国家要给予深圳特区必要的支持,主要是政策支持”。但外汇储备突降让国家外汇管理局开始担心,按照如期发行要求,特区货币发行以后,中央在三年内每年要给深圳1.5亿美元外汇额度。他们担心深圳发行货币后,对国家的依赖会像“无底洞”一般。当年深圳特区经济研究所所长梁文森至今仍认为这是导致后来特区货币发行淡出人们视野的主要原因。
 
  特区货币计划淡出人们的视野
 
  1989年2月中央有关领导来深视察时还曾提出过特区货币仍要研究,但已是最后一次提及了自外管局的担心之后,谷牧先后4次召集中青专家,对货币小组提交的《关于发行持区货币的报告》征求意见。但很快,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对发行特区货币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一个国家不宜搞两种货币。继那之后,曾经“主发派”的专家们也开始提出“暂时不宜发行特区货币”。香港地区和日本、新加坡等国友好人士也大都对发行特区货币提出反对意见。
 
  而为了解决外汇买卖问题,深圳于1985年11月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外汇调剂中心。1988年,国家体改委等部门组成的深圳调研组认为:“深圳的调剂市场汇率接近于真实汇率,基本上能根据外汇的供给与需求和国际市场的物价变动而浮动。”
 
  在周溪舞的印象中,1989年2月,中央有关领导来深视察时,还曾提出过特区货币仍要研究,但这已是中央最后一次提及这一问题。
 
  而随着1990年,深圳人大、政协等机构的相继设立,也宣告了深圳“自由港”模式的终结。“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是国家赋予深圳的另一个头衔。在周溪舞看来,如果特区的历史使命只是通过实行特殊政策再造几个香港,其经验显然无法向全国推广。而随着深圳定位的改变,人民币恢复统治地位,特区货币已从有无可能变得“已无必要”。
 
  而在相关专家的眼里,以货币保护战之名发起的特区货币讨论,也是一场自由港设立的探索。尽管最后这种模式被放弃,但深圳也在“这一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已更为恰当的位置。(南方都市报 采写:本报记者 秦鸿雁摄影:本报记者 郭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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