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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口“民主试验”十年绝响

2016-09-07 来源:未知


  从1983年至1992年,蛇口管委会领导班子曾实行差额直接选举制袁庚试图以此改变“官员们不怕下级只怕上级的传统”。
 
  老蛇口人说“那些日子,到今天我们怀念时,依然有着温暖”。
 
  用民主选举民主监督,能最好地解决干部的“人身依附”的问题。
 
  ——袁庚
 
  那是深圳蛇口温暖的4月,日子里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辉。
 
  1986年7月30日的《人民日报》报道:那里正在《建设民主的“窗口”》,“他们把过去单纯的行政任命制,改为民主选举制和聘任制,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和‘铁交椅’”。
 
  23年后的今天,“直选”依然是深圳这个中国前沿城市在这个夏天最热的词汇。而早在23年前,蛇口工业区管委会就已经在深圳的“蛇口试管”里进行了一场场直选的“民主试验”。
 
  当时的境外媒体形容23年前的那场直选试验是“一股新的历名巨浪,它正在勇猛地拍打和冲击着原有政治体制的孤岛”。他们预言“中国社会一个新的历史局面正在形成”。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这道“民主试验”头啖汤,在惊诧中高贵地拉开序幕,又在争论中叫人失望地堕入平庸。伴着蛇口工业区的消逝,它在蹒跚了近10个年头后,在选民的激情渐渐的冷却中悄然停止。这场被称作“早熟”的民主试验,像划过夜空的彗星,虽已沉淀在岁月的深处,但却有着总也掩饰不住的光芒。
 
  候选人被问得冷汗淋漓
 
  袁庚“挖”来的“清华三剑客之一”顾立基在那一年的票选中未能胜出,袁庚的“智囊”梁宪也在票选中落败1985年4月22日晚上7点,身着白色短袖衬衣的过永鲁从家里匆匆赶往深圳蛇口育才中学的阶梯教室。半个小时后,那里将举行蛇口工业区第二届管理委员会班子成员候选人的第二轮PK———选民答辩大会。身为工业区党办秘书组组长、选举小组副组长的过永鲁,将是那场答辩大会的主持人。
 
  15个要登台“亮相”的管委会成员候选人是在一周前的晚上,由工业区400多名选民“票选出来的”。他们的竞选海报很快在蛇口工厂的通告栏和马路的宣传栏里贴满。答辩大会的三天前,同样在蛇口育才中学的阶梯教室里,他们进行了首轮同台PK,向选民们作了“施政演说”。15名候选人中也包括第一届的工业区管委会主任袁庚。
 
  23年前的4月22日晚上,过永鲁站在台上,除了主持答辩会,还要负责对那些交上来的要求候选人作答的提问字条进行“把关”,然后,交给选举小组的组长张为民当众宣读。
 
  过永鲁“把关”字条要“过滤”两个内容。一是字条上有无攻击社会主义的反党反社会的言论,二是有无对候选人进行人身攻击。不涉此列的一律放行,而对选民抛出的问题,候选人必须一一作答,“因为回答职工的提问是每个候选人的承诺”。
 
  那天晚上,屋子快挤爆了。300多个座位的阶梯教育里挤了近500人,教室的走廊里、过道上,甚至门边都被前来听答辩会的人站满。“答辩大会,是选民最为关键的一个‘验货’环节”。在过永鲁看来,“那既是候选人对群众监督的一种态度,也是群众对他们监测的一个渠道。他们是否能深刻地理解权利来自于人民的观念”。
 
  23年后,回忆起当天的情形,过永鲁神情依然凝重。“主持一点也不得有差池。比如在介绍候选人出台的时候,甚至连语调和时间都得保持一个平衡。一定要做到公正,要不然职工会说:‘你们这帮人也是骗子,也搞假的’。要真沦为这样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选举了”。
 
  过永鲁到今天仍为那段经历自豪:“我们的海选试验比香港的特首选举要早上十年。”
 
  当晚7点30分,过永鲁宣布答辩会的规则。15位候选人按得票数从少到多的顺序登台进行答辩。每个人都需先回答包括施政纲领、自我评价在内的5个“规定动作”之后,还将接受职工选民们的个别质询。每个人的答辩时间为10分钟。候选人一登台,下面的字条就开始往上传。
 
  最先登台的是票数位列第15的顾立基,这位清华大学的高材生,是袁庚当年到学校去“挖”来的,他是“清华三剑客之一”。尽管有袁庚的青睐,这位年轻的“书生”,在那一年的票选中依然未能胜出。
 
  最后登台的是候选阶段票数最高的袁庚。这个一手创办了蛇口工业区的招商局第29代掌门人在当天也被个别质询。有选民问:你年事已高,也是蛇口最大功臣,你退休后会不会指定谁做你的接班人?
 
  袁庚说,我是一个普通的职业革命者,没有什么特殊气质,如果有的话,就是我不相信“神”。而我对工业区的作用,正如我表明过的:一是必要时向上对话;二是关键时出点子;三是机器运转发生故障时,起点润滑油作用。
 
  而另外一些让同台PK的候选人还面临的个别质询问题包括:“听说你为了拉票,给学校老师送饮料,请问有没有这回事?”“人人都为工业区的原始积累献策献力,你却支持太太办私人企业,你认为合不合适?”“有人说你在任职期间,没干什么实事,你同意吗?”“请问:你担任人事部经理8年,有多少亲友在正当名义下调进了工业区?”“听说你在××买了部皇冠轿车,车牌号码是WJ××,请问是否合法?”“你去美国长达一月,干了些什么事?花了多少钱?游了多少山玩了多少水?”“你女儿是怎样调入工业区的?现在安排在哪个单位?具体干什么工作?”“在你的授意下,你的两个弟弟在蛇口捞了多少钱?”“你们公司优秀、精干人才流失不少,而你的‘哥们儿’却被提拔重用,请问你的用人原则何在?”“你经常出入餐厅,是不是掏自己的腰包?”“听说你出差的机票丢了,打白条子已经报销后,后来找到了又报销一次,有无此事?”
 
  一连串的犀利发问,总是让现场的气氛热烈和紧张,每年的答辩台成了干部的“冷汗台”。
 
  两天后,历经两轮同台PK的15位候选人中,9位在1170位选民的选票中胜出,并进入蛇口工业区第二届管委会任职。第一届管委会7名成员中有3位工业区的“老人”被选票无情地“拿下”。袁庚以1006票名列榜首。164人未投他的票。
 
  袁庚的“智囊”梁宪也在那一届的票选中落败。他在离开工业区到北京学习之前,给新班子留下一封信:面对这样的结果,我没有任何理由失望,也没有半点因为自已下台而悲伤。因为我跟每一位选民一样,关心着我们这个事业,由衷地希望蛇口兴旺发达。
 
  341人未投袁庚信任票
 
  尽管比1984年仅获一张不信任票高出很多,他获得的信任票数依然最高;袁庚说:敢于对权威投不信任票正是蛇口民主的表现一年之后,蛇口又掀起了一场“4月地震”,同样是一场票决,只不过那些票不是选举而是信任票。这是一轮工业区所有群众的评议票,在位的班子成员中若信任票不到半数的,必须无条件地离开岗位。若班子成员中超过三人或者一把手被不信任票拿下,则全体班子成员面临重新选举。
 
  1986年4月,在信任投票引发的新一轮“四月地震”里,工业区群众的投票热情有了“井喷式”的发展。1984年第一次给领导班子用信任票打分时,仅有300余干部参加。而1986年,投票人数为2300人。投票率飙升至84%以上。那一年,为了让更多无法到现场投信任票的职工表达他们对工业区“头头”的看法,工业区设了十多个流动箱到不同的工厂和单位收取流动信任票。
 
  获信任票数最高的袁庚得1955张。不信任票91张,不了解票160张,弃权票91张。共计341人未投袁庚的信任票。而在1984年,他仅获一张不信任票的。有人称“‘蛇口权威’的袁庚,眼看面临着一场对‘权威’的挑战”。
 
  当年的媒体记载了袁庚对这一“权威遭遇挑战”的态度:敢于对权威投不信任票,正是“蛇口人在民主风气熏陶下,对自己的干部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的表现。“封建特权不破,腐败之风不止,经济改革就难以进行”。
 
  1986年7月30日,《人民日报》刊载了广东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主席张江明的《建设民主的窗口———蛇口工业区选举领导班子的调查》。文中称:自1983年以来蛇口的工业区的选举领导班子的“这些措施,把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权、罢免权交给了群众”。至1985年的第二届工业区领导班子换届“就把干部体制改革又推进一步,从各个方面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
 
  张江明当年的调查报告中,这样还原了蛇口工业区选举的全过程。“蛇口工业区的第二届管委会,在进行直接民主选举前,首先制定《蛇口工业区管理委员会组织暂行条例》和《选举暂行办法》,对参加选举的范围,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选举工作小组和选举程序等作了明确规定,使民主选举有法可依,按法办事,不致因领导大的变动而影响选举”。
 
  而这两个被过永鲁称作“蛇口‘基本法’”的文件,在今天的蛇口招商局的档案馆内还能看到。这份出自今天的档案馆长乐俊人先生之手的条例第五章规定:管委会在招商局董事会领导下,采用无记名差额选举的方式产生;管委会每届任期二年;且任期满一年后,由同级党委主持举行一次民意测验。信任累计不足50%的委员即行免职;被免职的委员不超过三人的,不再进行补选。超过三人或主任被免职,则需进行新的选举。
 
  当时已允许“独立候选人”
 
  蛇口直接民主选举候选人,用无记名投票方式,实行差额选举,从15名正式候选人中选出9人,也可选15人以外的人和这一《条例》同时出台的《选举暂行办法》中第一条第一款规定:蛇口工业区党委和管委会各职能处(室)业务员以上的干部(含编制在工业区的管理局干部),各直属企业和事业单位助理经理以上的干部,工业区派往蛇口地区外商独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内联企业的经理、副经理(厂长、副厂长),工业区相当于助理工程师以上的干部,工业区各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工业区团委委员和工会委员,工业区各协会(学会)的负责人,无记名选出管委会的15名正式候选人。
 
  此外,凡在蛇口区工业区内中国公民,不论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和财产状况,只要到工业区工作已超过30天的,均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正式候选人出炉后,由蛇口工业区的全体干部,各基层党支部委员,基层团支部和工会委员,从正式候选人中,用差额选举的方式选出9名管委会委员。获得选票领先的前9人当选。
 
  为了让工业区的工人干部们有更广泛的参与投票,不能到位投票的人或委托他人投票,或者“流动票箱”到各个点去收取选票。
 
  张江明在调查一文中称,蛇口工业区正是循此,“直接民主选举候选人。再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差额选举。选举正式候选人后,由选举工作小组把15名传选人的简历发给全体选民,让候选人向选民发表施政意见,当众接受选民的质询。最后是召开全体选民大会,用无记名投票方式,实行差额选举,从中选出9人。选民也可选15名候选人以外的人,即今天选举提到的‘独立候选人’。最后由选举工作小组将得票最多的9名当选委员报上一级党委批准,组成新的委员会”。
 
  “民主选举产生管委会后,对工业区的公司经理、厂长实行聘任制。聘任前候选人由群众推荐,通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投票结果不公开),再由组织部门根据群众推荐和考察情况,提出人选,由工业区党委和管委会讨论决定聘任经理名单,再由组织部门与经理协商提出副经理人选,经党委会和管委会讨论通过后,由管委会正式聘任。所有聘任干部,都是一年一聘,连聘连任,不聘时就另做别的工作”。
 
  《人民日报》高度关注
 
  认为蛇口改革符合列宁提出来的“只有承认和实行选举人对代表的罢免权,才能被认为是真正民主和确实代表人民意志的机关”
 
  1986年7月底,《人民日报》的报道中说:“蛇口工业区在改革干部和人事制度上,贯穿了一个基本精神: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对信不过的,已经不能担负领导责任的干部行使否决权。
 
  这种信任票是对干部实行监督的好形式,对工作得好的干部,给以鼓励,支持,对工作一般或缺点较大,信任票仅超半数的干部,敲响了警钟,而对不称职的干部得以及时撤换。“报道认为这是符合列宁提出来的”只有承认和实行选举人对代表的罢名权,才能被认为是真正民主和确实代表人民意志的机关“。
 
  但时隔4个月之后,1986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再次将目光投向“蛇口工业区票选领导干部”的事情时,评说中开始有了更多“审慎”的味道。
 
  当天的文章以《蛇口的另一种探索》为题。在肯定蛇口的民主化建设的探索很有意义的同时,提出“蛇口的条件不是其他地方都具备的,对蛇口的做法不能照搬,更不是什么‘模式’或者‘样板’”。
 
  且“有人认为,选举委员会领导成员的办法,宜于在政府范围内搞,不宜于在企业中搞。花过多的时间搞选举,搞竞选,也会影响经济工作。”
 
  试验冲动源自别人拍马屁
 
  “我这个小小的头,每次到蛇口,一上码头,前呼后拥的,雨没下就把伞打开了。”袁庚想改变“官员们不怕下级只怕上级的传统”
 
  虽然在很多媒体的评价中,蛇口的尝试甚称“以天下苍生为念的壮举”的一场深刻革命,但在过永鲁的眼中,“这样的民主尝试,实际上是一场‘自卫’,是对既有的改革的一场自卫”。
 
  因为这样的票选干部,两年一次选举,中期评议一次,交叉进行,通过每年都给干部施压,让他明白自己坐的不是“铁交椅”,让领导干部要“树立权力是人民委托交给你代为行使的”。干得不好,群众就有权把他赶下台。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跟过去的官场盛行的“只对上摇尾,对下像使唤狗一样的官场狗文化进行决裂”。
 
  当年赞成选举基本上都是初来的新移民和工人们。他们没有后台,只有一腔才情、理想和热血。蛇口就像他们的精神家园,他们只希望将最好的人选进领导班子,而不是由上面随便点将。
 
  事实也证明了上面派来的个别人不太适合工作,闹了一些类似“剑桥大学建了多少桥的笑话”。在成立工业区后,一些因理想而聚集到这里的年轻人确实还是带着情绪的。虽然大家对袁庚有信心,说他快70多的人了,他一旦退休后蛇口还有没有未来?会不会由交通部派个跟这个地区没有感情的只想给自己捞好处的官来?“袁庚之后的蛇口怎么办”,这个话题在当年也引起过广泛的讨论,“票选,并且制度化”,可能是惟一一条能够让德才兼备的、年富力强的干部来领导工业区的路子。也是能将台上的交通部派来的不适应的政工干部给选下来的途径。
 
  袁庚还有一个幽默的说法,这场将干部纳入群众监督范围的试验冲动是源自别人的马屁。
 
  袁庚曾在1983年2月跟总书记胡耀邦汇报时讲过一个故事,“我这个小小的头,每次到蛇口,一上码头,前呼后拥的,下面的同志唯恐照顾不周。雨没下就把伞打开了。我真的那么值得他们崇拜吗?不是的。因为是我决定他们的命运。有时自己不清醒就会忘乎所以,久而久之就会不怕群众,不怕下级,因为群众、下级撤不了我的职。正是这样的原因导致了不少的干部不太怕群众,只怕顶头上司,怕上司不喜欢就当不成官”。他认为,就是传统中那种自上而下的做法容易使干部滋生“人身依附”的观念。而“用民主选举民主监督,能最好地解决干部的‘人身依附’的问题”。
 
  就是这样,来自基层的“自卫”渴望和来自上层袁庚想改变“官员们不怕下级只怕上级的传统”在1983年的春天一拍即合。两股“求变”的渴望将上下力量拧成了一种坚定的改革热望。
 
  政企分开后选民冷落选举
 
  1992年12月袁庚离休,原定1993年蛇口工业区第三届董事会民主选举宣告流产。之后,工业区的“头头”恢复委任制始自1983年蛇口试管里的这场“民主尝试”,在两年后的第二届选举中初步绽放后,就在两年后出现疲态,直至历时10年之后,这场还未来得及盛放的民主尝试,在黯然中彻底凋零。
 
  轰轰烈烈的试验自1987年4月开始急转直下。1987年,政企分开在全国拉开序幕。同年4月,蛇口工业区由一个区域的概念变成了一个经济实体———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以董事会取代原工业区管委会。
 
  工业区政企分开之后,招商局这一年出台规定:董事会的11名董事中,4名直接由招商局派出,代表公司的所有权,另7名则由群众直选,体现职工对企业的监督和管理。
 
  董事会每届任期三年,每年对董事进行一次信任投票,不信任票多过信任票者即行免职。但信任投票只针对董事会集体,不像过去一样针对个人。尽管在选举之前,一位叫“海声”的蛇口读者在当时的《蛇口通讯》上对此前“改变”提出抗议但未被采纳。
 
  首届董事会的选举投票由过去的4月推迟至5月8日上午进行,当天的投票率较上一届下降近5个百分点。1988年,信任投票率刚过三分之二,较之前的一次下降近两成。
 
  也就在那一年,一位投票人说“蛇口开始步履迟缓,保守,蜕化了”。而曾经“为之激动,为之兴奋,为之欢呼的民主尝试,正在滑向庸俗,因而也渐受冷落”。
 
  1992年12月,袁庚离休。原定1993年蛇口工业区第三届董事会民主选举宣告流产。之后,工业区的“头头”,恢复了由其“婆婆”———交通部指派,实行委任制。
 
  “曾经的日子都已经远去,人们只能从记忆中体味它的荣光”。蛇口那场民主试验维持了近10个年头,而围绕这场试验的争论在尝试中亦从未停息。
 
  有人说那是袁庚在企业选举的幌子下,悄悄打了一个擦边球———进行了一场政府选举的试验。也有人说那是袁庚玩的“花花套子”。他在置国情而不顾的情况下玩的一场理想主义。
 
  在中国政法大学李曙光的眼中,蛇口的民主不过是“有限的企业民主,说它幼稚也不过分”。因为企业民主与社会民主还相距甚远。且在选举的方式和程序方面还没有健全起来。
 
  袁庚认为,“票选的好处不能保证把最优秀的人选上去,但一定可以把最差的人选下来”。
 
  无论最后人们会对这场民主试验如何评价,但这样的民主试验最后对干部监督的成绩单是:“蛇口的领导干部队伍没出现过腐败分子,10多年的岁月里,蛇口工业区领导干部虽然掌管人事权,数以十亿计的财权,但确实未发现有贪污、受贿一类案件。”一位内地的纪检干部说“这确实是个奇迹”。但更有人愿意将之看成是“监督的力量”。
 
  对于那场选举的作用,袁庚在一篇文章中是这样说的:“1878年,爱迪生在门罗帕克实验室最初点亮的白炽灯只带来八分钟的光明,但是这短暂的八分钟却宣告了质的飞跃,世界因而变得一片辉煌。最初那盏古拙的灯泡,它的纤弱的灯丝何时烧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真真确确留给人们对不足的思索,和对未来的希望。”(南方都市报 统筹:本报记者 李斌 采写:本报记者 秦鸿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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